博通收購高通?這是從去年年底就轟動業界的新聞,兩大芯片,一旦收購成功,將是強強聯合的格局。
可惜,這場收購案泡湯了。于3月11日發出了一份阻止“兩通”聯姻的行政命令——兩家必須“立即和性地放棄提議的收購計劃”。原因是美方認為有“可靠證據”證明博通“可能會采取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措施”,屬于“敵意收購”。
該收購案金額高達1170億美元(一說是1420億美元),不管哪個版本,“兩通”雖有討價還價的自由,但沒有“聯姻自由”。號稱市場自由的美國,一旦遭遇“國家安全”這個政治屏障,“兩通”就變成了“難通”。
從針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啟動的232調查,到“兩通”并購案審查,都是以是否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名義。此舉當然是“有法可依”,但是相關美國國內法并不合時宜。譬如232調查,美國已經36年沒有啟動此類調查;并購案審查也是依據10年前的法律。當然,從美國立場而言,似乎在法律上說得過去,但也十分勉強。鋼鋁稅政在美國國內爭議很大,“兩通”并購案雖然沒有引發更大爭議,但對美國市場而言,也凸顯行政權力對市場的越界與干涉。
“兩通”聯姻,其實是市場主體的“自由戀愛”。且博通雖然在新加坡注冊,但運營市場一直在美國,因此博通也算是美國。而且,為了打消美方顧慮,繞過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(CIFUS)的審查,博通準將注冊地遷往美國。也就是說,博通為了完成和高通的“聯通”,不惜到美國去做“上門女婿”,可謂誠意滿滿。而且在收購價上,博通也不惜讓步。盡管如此,特朗普還是“棒打鴛鴦”當“法海”。淫威之下,高通只有屈服,博通只能憤然不平。
國家安全這個神主牌拿出來,美國再牛的市場主體也不敢再提市場并購之事。以“兩通”為例,高通只有偃旗息鼓,博通除了憤憤不平也無可奈何。全球化時代,尤其是在美國這個曾經鼓吹資本和貿易自由化的超級大國,美國在貿易和資本上的退守內向,在特朗普時代已成常態。特朗普的內政外交總結起來就是四個字“美國優先”。
擬議中的3月6日高通董事會因此被叫停,世界上的一樁芯片業并購案因此而夭折。美國的理由是,盡管博通在美國經營,但是博通在新加坡注冊,“兩通”聯姻會使外國企業掌控芯片業市場主導權。CIFUS認為,并購案不僅削弱高通地位,并給華為等中國電信商在5G標準制定上增加影響力打開大門。
提到中國,美國阻斷“兩通”聯姻似乎更具政治正確性。在過去幾年里,美國叫停了多起中資企業在美并購案,涵蓋多個行業,理由都是“國家安全”。美國對華并購案的審查中,華為是美國特別關注的重點。
在5G研發上,華為也走在全球前列??陀^而言,“兩通”聯姻和華為無關,也和中國沒有關系,但是美國已經陷入極度恐華癥——從地緣政治恐華開始升格為貿易和資本恐華。內中緣由,也許只有CIFUS能夠說得清楚。但是其邏輯根本說不通。
高通和博通并購案,是強強聯合,而且博通在美國經營,甚至要從新加坡改冊到美國,因此“兩通”聯姻只會讓高通更強,提升高通在5G時代的全球競爭力。博通為了證明自己的誠意,除了向美方表示總部遷往美國,給美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,還強調美國在5G領域的全球領導力。
強強聯合被打破,反而更有助于中國華為制定5G全球標準。因此,CIFUS的審查也好,特朗普的說法也罷,斬斷“兩通”聯姻的主要目的,除了恐華,就是美國資本和貿易領域越來越保守,是特朗普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現。
有觀察者認為,美國擔心博通收購高通,會影響高通的創新能力。穆爾洞察和戰略的分析師帕特里克·穆爾黑德認為,高通是少數幾家以長遠眼光投資的無線芯片之一。如果特朗普政府擔心美國無線和半導體產業可能落后于中國,博通是否是美國并不重要。其實這本身就是悖論,既然高通“具有長遠投資眼光”,和博通的聯姻自然也屬于“長遠投資眼光”,美國政府又何以阻斷這樁“長遠投資眼光”的并購案?難道是美國政府目光短淺?此外,新加坡并購高通,和中國沒有任何關系,扯上中國,顯然沒有道理。
從美國到歐洲,發達成熟的經濟體里老牌企業之間的資本并購案經常發生,這也已經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自由化常態。對于市場主體而言,資本并購本身就是雙贏游戲,也體現了資本無國界的流動性。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阻斷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,體現了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式逆全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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